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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时期有一个当红的京剧武生，那就是杨月楼，在上海当时杨月楼可以说是最受人欢迎的，逢演必是爆满的人，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发生了一起被称为晚清四大奇案的杨月楼冤案，使得这位才华横溢的京剧武生整个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杨月楼（1844年-1889年），名久昌，派名久先。演艺京剧武生演员。
清咸丰间随父到北京天桥卖艺，被徽剧名角张二奎收为弟子，使习武生。初在上海搭班，隶丹桂园。所演《安天会》等猴戏。动作灵活如猴，有“杨猴子”之称。1882年程长庚去世，接掌三庆班。曾为慈禧太后演出，在京、沪享有盛名。1888年入升平署，供奉内廷，兼领三庆班。其文武兼长，尤以演孙悟空出色。擅长《芭蕉扇》、《五花洞》、《蟠桃会》、《长坂坡》等戏。
同治十二年冬天，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一广东香山籍茶商韦姓母女连看三天。韦女名阿宝年方十七，对杨月楼心生爱慕。便自行修书细述思恋之情并意欲订嫁婚约，连同年庚八字一并遣人交付杨月楼约他相见。
杨月楼因怀疑和惧怕不敢赴约相见，韦女害相思之病且日见沉重。其父长期在外地经商未在上海，其母即顺从女意派人告知杨月楼，叫他请媒人上门求婚。杨月楼应约且签具婚书，行聘礼订亲并开始准备婚事。
此事为韦女叔父所知，以良贱不婚之礼法坚决予以阻拦。韦母与杨月楼密商，仿照上海民间旧俗行抢亲之举。韦女叔父即与在沪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杨月楼拐盗罪公讼于官。
正当他们在新居行婚礼之日，县差及巡捕将杨月楼与韦女抓捕，并缴获韦氏母女衣物首饰七箱据传有四千金。在解往公堂的路上，韦女危坐在一辆小车之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仍穿在身上，沿途随从及观众甚多。
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恰亦为广东香山籍人，痛恶而重惩之，当堂施以严刑，打杨月楼胫骨一百五十板；在审问的过程中，对杨月楼施加种种酷刑，并预备寻个事由将杨月楼处刑打死。后有倾慕杨月楼的妓女沈月春买通衙役，得以幸免。
韦女不仅无自悔之语，反而称嫁鸡随鸡、决无异志而被掌嘴二百。二人均被押监，等韦父归后再行判决。最后上海县令按“良贱不能通婚”律，断杨月楼为“骗财诱婚”罪，发判充军，罚韦女阿宝发送善堂交官媒，另择婚配。
此案一出立刻传遍街衢，舆论轰动。杨月楼是红极一时，人人皆知的名角，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优伶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姓茶商则不仅属良家且捐有官衔，是有一定身份、家资小富的商人，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
但是，韦、杨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而乡党则以拐盗公讼于官，又以拐盗而予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一时众论纷纷。
最后为案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太后，当年慈禧大赦天下，杨月楼才免于被发配充军的命运，被释放回家，可被判从此不能在上海演出。而杨月楼的妻子韦阿宝，亦被其父逐出家门不知下落。杨月楼忧愤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欺的不满。
舆论分为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以地方绅士为代表，他们言激词厉，以“端风化”为由，要求严惩当事人，并进一步主张“正本清源，谢禁妇女看戏”；另一派则是呼吸了海上新风气的市井文客，他们持论宽松安闲得多，在同情韦、杨的调子里，更多流露的是对前者的不以为然。地方绅士以道德自任，冠冕堂皇，并且多少具备些干预事件发展的力量；市井文客擅民主之名，虽无直接势力，也许倒代表了社会风向，其影响同样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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